可见，不可侵犯和神圣，在某种语境下似乎可以互换。
法治国家与司法独立的概念得到引进，并被奉为正统［2］P25。如此一来，任命议会中多数党的领袖成为大臣或首相的做法，就无宪法上的基础。
日本在亚洲地区，在经济、科技方面最为先进。整体而言，日本政府对宪法保障的权利与自由是尊重的［3］P9。在1969年，朴正熙成功修宪，容许现任总统为第三次任期竞选，此次修宪得到国会（虽然反对党大力反对）与公投的认可。印度在民主宪政上的成就闪耀于亚洲。在1972～1979年的第四共和期间，这些紧急权力被广泛运用，以引进严苛措施来打压要求修宪、自由与民主的活动。
此次修宪亦引入一项条文，表示国家尊重、保护国民的人权。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日本一直定期举行自由而公平的选举，而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党都积极地参与选举和政务。在第四次修改中，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了宪法。
科学发展观入宪是执政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政治领导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政党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任务。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科学发展观 。在我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对国家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导、政策引导上，特别是将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通过宪法和法律的途径转化为国家层面的宪法原则和法律原则，是执政党正确处理政策与法律关系的最有效的执政方式。应当说，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指导思想的发展都会通过修宪的途径将指导思想写入宪法从而使得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治国理政的宪法原则。
党的十八大审议并一致通过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依托科学发展观入宪还可以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诸多制度写入宪法，或者是将那些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宪法条文及时地加以废除。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年来，之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始终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与通过宪法修改的方式及时地将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密切相关。科学发展观入宪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指导思想入宪的宪法惯例，是赋予我国宪法高度政治化特色的理论源泉和思想动力，是保证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永不易旗改帜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障
私产入宪三年后的2007年，孕育多年的物权法终于问世。1978年的第三部宪法虽然问世于十年动乱后，却未及彻底清理文革思维，左的印记依旧赫然在目，且与拥有106条的1954年宪法相比，仅有60条的1978年宪法极为粗疏。十年浩劫过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中，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反思民族灾难的一个重要成果。计伟民，《民主与法制》杂志社。
当年参与修宪、日后担任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回忆说：经过‘文革，人们还是比较怀念1954年宪法。受命主持修宪的彭真，对一些重要宪政原则的确立居功至伟。
直到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非公经济才进入了高速发展期。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则将非公经济由补充地位进一步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后，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代表的诸多立法、修法行动，融入越来越多的人权因子。就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概念首次进入宪法文本，由民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由一般权利转型为基本权利。1975年的第二部宪法是文革时期的怪胎，不仅肆意扭曲诸多宪法制度和原则，寥寥可数的30条条文还充斥着极左口号，制造了立宪史上的大倒退。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立宪精英们先后比较研究了35个国家的宪法，宪法草案数易其稿，仅较正式的草稿就达6稿之多，有的条文甚至改了十几遍。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而在公民意识方面，昔日不知法治为何物、盲目服从权力的国人，渐渐从人心拜权转向人心思法，日益学会向法律寻求公道和正义……至此，确立法治观念的制度基础、社会土壤等等已经成熟，并逐步融入了执政思维。
此时中国社会已普遍意识到，对于私有财产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公共权力，而要防止这种伤害，就必须在宪法层面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80年代中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摸着石头过河。
1980年代初期，在非公经济已遭禁锢20多年的中国，当个体户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称谓小心翼翼地浮出水面，曾震惊社会，招来无数非议和白眼。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之前，是对当时全社会呼唤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制度性回应，也是对社会、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历史性重构。
1996年3月，经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虽然确立了许多基本国家制度，但诞生不久便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几近废弃。
宪法书写的经济改革史1987年12月1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顶着违宪、搞资本主义等风险，在全国率先公开拍卖了一块住宅用地。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权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成为讳莫如深的话语禁忌。自八二宪法开创的以宪政、民主、法治、人权为诉求的现代化进程，日益加速，渐行渐深。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私有财产权仅仅在一些民商法律中体现为一般民事权利，却没有得到宪法的足够重视，相对于公共财产的保护，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明显弱化。
1986年前，私营经济还只是国家政策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的试验。在人心思变、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时代语境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良好氛围，围绕修宪的公共讨论空前活跃。
与非公经济跌宕起伏的命运相伴的，是一条不断前行的修宪轨迹。此时，有关法制还是法治的公共讨论，在法学界和全社会再度升温，前者旨在制度建设，后者则重在治国方式。
而一些重大分歧的最终取舍，当时的领导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十字路口的修宪使命1980年，中国走到了希望与焦灼交汇的十字路口。
综观八二宪法的历次修正，多是缘于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突破，而其中最大的体制突破，莫过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权开始成为社会流行话语，人权理念进一步成长为社会公共意识，并促使执法机关更多地以人权为基点改进其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以人的尊严和价值、权利和自由为本位，是现代宪法观的重中之重。最终，修宪草案坚持了一院制的设计。八二宪法的一个核心变化是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前置，位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仅居总纲之后，且大大扩展了公民基本权利的种类和内容，诸如公民人身自由、住宅以及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等重要权利条款纷纷入宪。
邓小平也表示：我们还是搞‘一院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样国家机构运作比较顺当。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命运变迁。
一年多后，这个明确的政治信号被一场修宪行动所证明。据著名法学家李步云回忆，直到2001年，他在湖南举办人权培训班时，有关部门还是建议他最好不办。
他的这一主张，最终在修宪草案中体现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进入1990年代后，推崇法治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